《死者的孩子》虽然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长达667页的小说，并由尤里西塞德尔担任制片，但它与奥地利的关系并不充分。它显然是美国的，因为它的自由与无政府主义；同样可能是德国的，因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之所以不是一部“奥地利电影”，原因不只在于两位导演Kelly Copper 和 Pavol Liska是美国人，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自然剧院，以执导戏剧为生，这是他们的第一部影像作品；同样在于一条奇怪却可靠的消息：两人根本没有阅读过原著便改编了小说，信息仅仅来自道听途说。

这倒适合这部电影的风格，它贯彻着无政府主义和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杂糅。影像提供了这种可能可能，将不同电影类型的形式与元素融汇到一部电影中。形式上看，它是默片，但又是彩色的；内容上看，它兼具喜剧和恐怖元素，是家庭电影和僵尸电影的混合。

当界限被取消，鱼龙便开始混杂，一场狂欢徐徐拉开帷幕。嘉年华正是在取消等级差异的基础上才成立，它是民间的，也是审美的。远道而来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喜剧戏份：对店名的误解、对培根的拒绝，以及诗人身份（着火的笔写在着火的纸上）；当然，还有那场影史最慢追逐戏……

它一方面继承了家庭电影的内核，“近亲仇恨”的主题发生在母亲和死去的女儿之间（这是奥地利文化留下的遗产），在结尾引发一场决斗；同时，它也在经典的丧尸片中（乔治·A·罗梅罗）借取灵感，将纳粹亡徒从银幕上引渡下来，制造一场狂欢。

难民到来了，尸体复活了，观光客来而复去，原本平静的阿尔彭罗斯养老院最终变成了生人与死者的狂欢之地。难民和纳粹亡魂不是具有某种相似性？它们都是由外闯入机体的异物，破坏机体的健康：一个从空间的外部，一个从时间的深处。

难民问题和纳粹思想的回潮，不正是当下德国面临的困境吗？正是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和驱逐，以及其他在20世纪犯下的异端行为，才导致德国人对难民更有一种包容心，这可以看成一种赎罪心里。而女主人最后无奈的表情像不像今日的莫总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