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中国的“民间影像”之始，也许我们可以回到1926年。那一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开拍了《到民间去》。无论是从摄制活动还是影片艺术特色来说，当年的田汉走的都是一条十分另类的道路。

面对电影这一伟大的造梦机器，田汉曾写过一篇长文《银色的梦》，文中他引日人之言，“没有比电影再便于实现空想世界”。然而赤手空拳、缺少资本后盾的“南国”的电影实验之梦最终还是归于破灭。对比同期欧洲风起云涌的实验电影浪潮，我们只能说在当时的中国，在国家机器与资本壁垒之间的“民间电影之路”异常崎岖。

醒不过来，醒不过来的1920年代，旅美的、留法的学子回到中国，一些捣弄“长城画片”，一些创立“神州影片”，还有个“大中华百合”也是欧风美雨下浇灌成的。

田汉只去过离家不远的日本，学成回来先洋洋洒洒译下了好些东瀛的剧本，还第一个译进来了莎翁两本大部头。

当时小青年明亮的双目流露美好，写信给郭沫若，署名“易卜生在中国的苗子”。他跟青梅竹马的易淑瑜回到上海，1921年操办起《南国半月刊》，同年还跟郭沫若、成仿吾办起了“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创刊号里发表了戏剧文本《咖啡店一夜》，明明灭灭地告诉众人：我田汉心中有个乌托邦，那里喝水不用煤炉上的老茶壶。田汉的愿望很动人，以致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竟气愤他“烟火气太重”；郭先生访东京，田汉相约上“银座”享咖啡，淑瑜佯装肚子疼不去才勉强没露出拮据窘况；翌日田汉又不理自己身无分文，邀客人上电影院，最后还是郭先生买的单。

1925年，田汉本来就阴间多云的天空遭遇雷电——妻子淑瑜病逝。苦闷至极，他受人所托写下第～部电影剧本《翠艳亲王》，片子没拍成，却让在现实里不可能像狄俄尼索斯般奔放的年轻人瞥见了希望的火焰，他记起了谷崎润一郎把这种制造光影、动态的玩意儿称作“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第二年他就“纠结”了归国者唐槐秋等创立起“南国电影剧社”，并豪迈挥笔写下：“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就这样，田汉成了“五四”新文艺家里第一个“触电”者。他其实是与今天抓着书和笔进“星巴克”捱时光的“布尔乔亚”同好，这样的人“触电”，你能指望他正统主流？！可惜田汉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创作资料已尽散失，只知道当时他仍爱行与世俗烟火相左之事，比如在剧社率先放映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等等。还知道，他从日本诗作启发写了剧本《到民间去》，有点居高临下，有点小资幻想。他参照了西方剧本的样式建立戏剧文本，然后用戏剧的办法对待电影——少动作，少情节，但要抒情。田汉的“新”在于绕主道而行；如果要说他是“实验”的，其实就是说他永远“在路上”；如果用“诗化”来形容田汉，那只是因为他一直不愿从“白日梦”中醒来。

结果不到5年“南国社”就被强行解散，然后田汉发表《我们自己的批判》，既“忏悔”自己“Bourgeois(小资)模仿底生活之沉溺”，又“反省”一向以来把电影当梦来做，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他也许是完成了从浪漫感伤时代到现实主义的蜕变，像英国文坛从18世纪直接跳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可有些东西是留在了血液里的。田汉1933年写的《色》，写画家蘸自己胸口的血涂壁画女郎的口红，红唇就活动了起来，发出吼声，虽然吼出的是“民族反抗”，却怎看怎有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那股唯美味道。这不是“造梦”是什么？尽管再过了两年，在狱中的田汉能把一枚铜板磨成五角星；尽管又过了两年，他写成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父亲带电影“到民间去”1925年，从日本归国已四年的父亲遇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这就是母亲的去世，他自费出版的《南国半月刊》也因此停刊。父亲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老家湖南长沙，此时母亲已卧床不起。母亲对我父亲讲“一定要死在父亲的身边”，不久母亲就躺在父亲的怀里去世，逝世时只有22岁，父亲和母亲两人是表兄妹，感情非常好。母亲去世后，父亲在乡下待了一阵后与我的叔叔田洪一同来到上海，恰好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姚肇里、唐琳想要拍摄父亲曾经发表过的《环娥琳与蔷薇》，父亲对这部作品并不很满意，于是另写了一部《翠艳亲王》，剧本写了，分镜头的本子也写了，最终还是没有能开拍。

1926年。父亲的老乡唐槐秋从法国回来，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与父亲相识，两个人由于是同乡还是同龄很是投缘，于是想在一起搞电影。1926年底，“南国电影剧社”就正式成立，父亲任社长，唐槐秋任副社长，一大批手无分文但满怀热情的知识青年加入剧社，剧社的“开张资本”仅有两百几十块钱，别人都怀疑拍电影要买技术设备，这些钱怎么拍电影，父亲和那些年轻人不管这些，他说就要“穷干”、“苦干”，于是就摩拳擦掌准备剧本要开始拍了。

当时想到的就是《到民间去》，这个剧本本来是神州影片公司的约稿。当故事写出来后，“神州”又怕亏本拒绝投拍，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于是决定“南国电影剧社”自己拍。实际上这个片子，除了基本演员是确定的，其他演员都是碰上什么^就新编进去什么情节。当时正好赶上苏联的当红作家平涅克和他的女朋友从日本到上海，父亲与他结识后就把他和女朋友也编进剧情。影片还是有一定主题的，是受俄国影响的一些革命知识青年穿起农民的衣服，到农村里宣传，并且发动农民进行反沙皇政府的斗争，还受日本的诗人石川啄木的诗《到民间去》的影响。

“南国电影剧社”为了拍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艰苦，弄得东西当光，房租也付不起了，最后奶奶还当掉了东西帮父亲还欠债。有的书上说《到民间去》因为资金问题最终没能完成，其实是拍完了，但是正好赶上中日战争时期，影片的底片被这部片子的日本摄影师带回日本去了，根本就找不到他，后来有电影学者到日本去找这部片子的底片也没能找到，等于就是遗失了。

我现年78岁。回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那可真叫“天不怕、地不怕，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皆兄弟”，所以有一股向心力，能够团结青年；父亲在那么赤贫的时代，又是苦难出身，但是拥有一种纯粹的无私；知识面又极广，话剧、戏曲、电影、音乐都精通，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摘自《中国电影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