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毕生以俄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许也只差一点。但他的文字回来了，像好友布罗茨基所坚信的那样，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文学的失意者”

提前十分钟赶去看早场公映，排队等待空前漫长。由于票已售罄，身旁有好些焦急又失落的爷爷奶奶。偌大放映厅上下两层座无虚席，当灯光暗下片名显现，全场肃静，像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仪式。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于中国读者或许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在西方，他是堪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齐名的俄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有十篇短篇小说刊载于知名杂志《纽约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终于在官方意义上正视他的创作，在追忆时冠以“伟大”二字，称其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标杆。

然而所有这些身后的盛赞与功名对于多甫拉托夫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像某种迟到的平反，伤害和死亡皆成定局，更多只是给存活者一些宽慰。作家本人始终视自己为文学的失意者：“生命短暂，人本孤独。只希望这一切已经足够苦闷，让我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41年，多甫拉托夫生于一个戏剧之家，由于战时疏散而在乌法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职人员住宅内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年，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定居于鲁宾斯坦街23号。1959年他被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芬兰语专业录取，那时便与约瑟夫·布罗茨基等诗人、艺术家相识，两年半后因为成绩不佳而被开除学籍。他在劳改营警卫处供职三年后重回列宁格勒时，布罗茨基说他就像从克里米亚归来的托尔斯泰，带回大量创作手稿和不可名状的惊愕目光。这次，他考取了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新闻工作也成为了他余生主要的生计来源，尽管他始终说：“我对事实不感兴趣，经常颠三倒四，谎话连篇，做事不精细，人也缺乏活力，简单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另一方面，他毕生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算是作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作家的创作涉及到更严肃的问题，他们所写的是人们为了什么而生活以及应该如何生活。而讲述者写的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样貌。”

“节日将至，一切如旧”

电影截取了多甫拉托夫生命中极小的片段，聚焦于1971年11月7日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前的一周。对作家母亲两次提到节日的话印象很深，一次是说快过节了，却没有什么愉快的氛围；另一次大概是说又要过节了，可生活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话语里没有特别的情绪，听了却让人唏嘘。

如今这个纪念日已经被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取代，是大家新年前最后一个可期待的假期。早在作家诞生那年的11月7日，军队在红场阅兵结束后冒着风雪，径直奔赴伟大卫国战争前线。更早的时候，多甫拉托夫所敬重的作家普拉东诺夫笔下索求真理的沃谢夫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由于上班时间沉溺思想走神怠工而被赖以为生的小机械厂解雇，说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苟且偷安没有一点觉悟，说我们的信念都被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挖走并据为己有。而三十岁的多甫拉托夫正因为拒绝苟且偷安而彷徨、消极、沉溺酒精，陷于困顿无望的境地。

从手法上看，导演所善用的长镜头、浅景深，以及对话与场景音强弱叠加的音响效果极好地表现了那种缓慢、隔阂和疏离。无论置身于聚会或流连于人群，主人公总像在漂浮着，连与人谈话时也常是游移的神态，耳朵在近旁，思想不知在何处。一方面，观众如我屡次在内心呼喊“能不能静止下来好好听人说话”，另一方面，这或许正是作家个人特质的表达，是一种无可奈何居于局外的焦灼心境，像电影开篇的画外音所说：在苏联，如果你的作品无法发表，你就无法进入作家协会，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没有你这个人。这种荒谬对于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念的绝对笃定与生存的极度困窘，伴随了许多作家漫长或短暂的一生。

“孩子们不愿说俄语，而我不愿说英语”

电影最后用字幕简要呈现了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二人之后的生活动向。1976年，多甫拉托夫被苏联记者协会除名，1978年由于当局迫害，离开苏联远赴纽约，并担任《新美国人》周报的主编。这份周报在美国俄侨界变得颇受欢迎，而多甫拉托夫也在80年代中期达到其创作成就的高峰，作品多次在《党派评论》与《纽约客》等杂志发表。那时的美国对他来说是自由写作的唯一出路，但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涉及关于美国的题材，也不会用英语写作。他认为俄罗斯侨民作家总是极少触及外国主题的，哪怕是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人物也总是更鲜活，而外国人物常倾向于程式化。

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因心脏疾病在纽约去世，葬于当地的犹太墓地。这位毕生以俄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许也只差一点。但他的文字回来了，像与他惺惺相惜的好友布罗茨基所坚信的那样，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