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女郎》是当今苏联电影涉及过去被绝对禁止、现在又变得时髦的题材的第一部作品。它直率地讲述了那些在苏联各大城市的高级饭店里出卖自己的肉体、为外国人提供特殊服务的青年妇女们的故事。

卖淫这个题材，对于俄罗斯文学艺术来说，始终具有深刻的道德审美方面的意义。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都曾经满怀同情和怜悯地记述过那些不幸的姑娘们的悲惨故事。她们或是为贫困的生活所迫，或是为了搭救亲人，或是受到上层社会的男人的欺骗，身不由己地走到这一步。

然而在影片《国际女郎》中，一切都是另一回事。因为时代变了，情况当然会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塔尼亚和她的女友们充满自信地来到豪华旅店。她们年轻、漂亮，有魅力。她们自信本身的价值远比她们平时所从事的平凡工作所获的微薄工资要多得多。她们厌烦了一戈比一戈比地数钱，她们不想再吃廉价的通心粉和肉饼，她们向往时髦昂贵的舶来品。对于她们来说，出嫁没有前途——丈夫喝得酩酊大醉，婆婆成天唠叨没完，孩子不断生病，永无完结的商品短缺，排队，交通紧张。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日复一日地为一条口号所“鼓舞”：“感谢上帝，又过了一天。”而这一天是以在未及关闭的电视机前沉沉入睡结束的。这就是顺从、忍耐的普通苏联妇女的日常生活。对这样的生活，“国际女郎”们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于是她们反抗。她们厚颜无耻又迷人地嘲笑那些与她们打交道的民警，她们相信自己有权从事这样的职业，相信自己的正确……

影片编导在银幕上生动地再现了当代苏联社会里一个最为奇特的妇女群体。然而编导并没有简单地丑化、否定她们。实际上，作为“国际女郎”典型代表的女主人公塔尼亚，其个性也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她不甘淡泊，羡慕西方人奢华的物质生活，为此不惜向外国人出卖肉体，从不曾想到有辱国格。但另一方面，她还是很懂得做人要有人格，虽然她的“兼职工作”能挣大钱，挣洋钱，但她对报酬菲薄的本职工作却丝毫不曾懈怠。晚上她侍候“老外”还有些逢场作戏，白天她侍候病人却是尽心尽责。当她办理移民手续时，单位领导对她称赞备至，最后才勉强同意放她走。一旦她决定嫁给爱德华后，虽然她并不是真心深爱他，但她也能洁身自好，坚决回绝了其他嫖客，最后只是为了换取酒鬼父亲签名所索要的3000卢布才迫不得已再次卖身，当那个日本富商任她开价时，她只要3000卢布，多一戈比也不取。她与爱德华成婚后，恪守妇道，不允许他人仍把她视为娼妓，尽管在性开放的瑞典，婚外情早已成为夫妻关系的“正常”补充。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塔尼亚外嫁后的心理演变及编导对女主人公悲剧性结局的处理。塔尼亚虽然很快就适应了异国舒适恬静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她的心灵却日益感到空虚迷茫。她越来越思念母亲，思念生她养她的故国（在这里母亲和祖国是浑然一体的，编导常以母亲隐喻祖国）。影片中塔尼亚对那位苏联货车司机的复杂感情就体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天涯女对故土的眷恋，这种对同胞的爱实际上也是对祖国的爱。塔尼亚后来与爱德华争吵也是这股莫可名状的乡愁使然，她时而惶惶然若有所失，时而又处处感到爱德华别扭，终于引致和爱德华的正面冲突。她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然而左右她思想行动的正是这种深隐的乡恋。塔尼亚毕竟是有劣迹、曾使祖国蒙羞的女人，她走的路不可取，应当使观者足戒，为此编导用心良苦地安排她在心急如焚地奔回祖国、奔向母亲身边的途中发生严重的车祸（影片对此表现得比较含蓄：画面上透过雨帘突然闪现出迎面急驰而来的汽车的耀眼灯光，紧接着便是猛烈的撞车声……从撞车的猛烈程度我们不难想见女主人公非死即残）。这既表现了女主人公对祖国母亲至死不渝的、深沉的爱，也体现了一种“道德补偿”的剧作原则。塔尼亚遭遇不幸，但她的仰慕者丽雅莉卡又走上了她的老路，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客观社会现象。

塔尼亚梦思魂萦地想移居国外，一旦梦幻成真，她却害了挥之不去、日见疴沉的思乡病，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塔尼亚的悲剧对丽雅莉卡们来说不啻是一则“警世通言”，编导者苦心孤诣创作这部作品，其意义正在于此。本片的创作者们敢于正视社会现实，但又不诉诸简单生硬的道德说教，而是以生动可信的艺术形象进行善意的劝诫，这或许是影片深受苏联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本片虽然触及的是卖淫题材，然而整部影片的格调并不低下，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不干净的镜头。应该说，这是一部严肃的、提出尖锐社会问题的影片。

早在妓女问题在苏联社会公开之前，原小说作者、本片编剧库宁就把赚取外汇的卖淫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关注，长期研究了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力图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动机和根源。影片的创作者们生动、准确地描绘出“国际女郎”、嫖客和围绕着他们的“倒爷”、出租汽车司机、国旅饭店守门人、工作人员以及民警们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影片是一部社会心理学研究作品。

具有多年摄影和导演经验的托多洛夫斯基在《国际女郎》里遵循他一贯的立场：塑造善良的人们。他没有谴责这些“国际女郎”，而是对她们满怀怜悯。他认为，这些“国际女郎”事实上的存在是一种证明，证明苏联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不正常的状态。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导演没有对原作做过多的改动，对原作的精神实质和基本情节都忠实地加以再现。他把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事件处理成一连串样式各异的戏剧性场面。例如表现许多国际女郎的场面接近怪诞风格，同时又对人物性格进行突出的刻画；对塔尼亚母亲的戏则给以传统的心理学派处理；塔尼亚父亲的出场则带有许多自然主义的细节。影片对女主人公和其他人物进行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分析也很成功。

女演员雅柯夫列娃因在《国际女郎》中扮演塔尼亚一角而成为苏联银幕的一颗新星。她专业技巧娴熟，表演细腻，富于感情。在表现女主人公卖淫生活的同时，雅柯夫列娃满含同情地表现了她作为护士关心病人、作为女儿孝顺母亲的另一面，成功地把塔尼亚心地善良又仰慕虚荣的复杂性格活脱脱地再现在银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