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写道：

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

《别人的生活》讲述的正是人性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挣扎的历程。

表面上看，《别人的生活》讲述的是作家 Georg Dreyman的生活，当他遭遇到极权主义国家机器时，也就是遭遇到那个将乌托邦神学或者必然的“真理”凌驾于生命和生活之上的制度的时候，他的生活和命运会发生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却是特工HGW XX/7,也就是Hauptmann Gerd Wiesler的故事。

作为森严恐怖的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特工，他像一部机器一样，忠实履行着极权主义的最高核心传来的指令。作为一个零部件，他的工作所遵循的必然性和强迫性，要求他必须丧失一个人所必需的起码的个性和情感特征，就像他的上司所警告他的，不能感情用事，时刻注意自己的立场，是否与这部庞大的极权主义机器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Hauptmann还是逐渐偏离了轨道，成为这部机器的背叛者。他开始情不自禁地与窃听对象接触，篡改窃听报告，瞒报情报，甚至发展到最后，藏匿证据，帮助当事人脱离险境。

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彻底变成一个无情的机器，无论是在和妓女做爱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真实欲望，还是在窃听过程中所发现的人性的纠结和同情。同样，那些极权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当他们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口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包装野蛮的行径的时候，却又在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断做着由于自我的人性扭曲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勾当。当艺术文化部长扯开自己的内裤，露出雪白而肥硕的臀部，强迫Dreyman的妻子和她做爱时，他丑陋的嘴脸就像他的屁股一样苍白。

结果是，Hauptmann所作的一切，不仅让他的上司陷入挫败，让极权主义制度陷入窘境，也让渴望自由的作家 Dreyman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在柏林墙倒塌后，在他重获自由之时，他要亲自去查明真相，找出那个幕后的窃听者究竟是谁。他找到了。他本可以当面感谢那个幕后的HGW XX/7，但是他止步了。他没有当面感谢，而是写了一本叫做《好人赞歌》的书题献给HGW XX/7先生。

在威严的必然性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都是瞬间可以灰飞烟灭的，艺术家Dreyman如此，特工Hauptmann同样如此。当Hauptmann选择沉默的背叛这个丑陋的制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一定没有期望作家有一天会写一本题献给他的书。但显然，他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一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的良知。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他不再是绝对必然性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而自由的人。

自由就是对人性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就是相信天堂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的心里。200多年前，在分裂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律令。这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

人类已经穿过无尽黑暗的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压制、迫害、战争、屠杀和无以复加的恐怖，走到了今天。但是，即便是再黑暗的年月，人性的光芒也没有熄灭。这正是《别人的生活》试图说明的：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而自由则是人性最本质的要素。也许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对希望的信念是如此重要，唯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才不会毁灭。就像布莱希特的诗里所写的那样：

初秋的九月每一天都是忧郁的 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 就像爱情一样茁壮的生长着 头顶是湛蓝的天空 天空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 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 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