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说过，政治的标准是区分敌人和朋友。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而革命，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要而言之，在人类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敌友之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经验中，就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就是跟着谁走才是光明正确的。而自近代进入大革命时代以来，政治的这一特征越来越暴烈，彻底超越了道德、信仰和宗教的牵涉，从理论直达实践。因此，一个具有政治观点的历史剧，一定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叙事的。

但是，划分敌我在理论层面是绝对的，在技术层却又是相对的。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具有激烈路线之争的历史事件中，路线的二元对立并不包含着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腐败分子、出私德很坏的人、出流氓犯人、出种族主义者。例如，早期的商鞅变法，法家一派与所谓的贵族保守派，我们很难讲谁是好人或坏人，他们只是路线不同，是贵族与王权的不同；比如汉代的外戚、皇帝和宦官三方的冲突，外戚并不总是正义的，宦官并不总是邪恶的；比如宋代王安石改革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亦是如此，苏轼就是陷入了这种党争中而险些丧命。延续至现代和当代，这类事件也大同小异，不必多说了。

总之，政治的核心是围绕着“何谓正义？何谓正确道路？”而展开的，而不是“贪腐与反贪腐、谁做好事多谁做好事少”展开。任何路线都有贪腐和廉洁的人士。说到底，贪腐和廉洁都是私德，是人性。而政治，恰恰是反人性的。

于是，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大陆的历史剧，除了《雍正王朝》并未措意反腐，而是集中在党争上之外，其他的从早期的《康熙王朝》，到备受推崇的《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再到今年年初播出的《于成龙》，已经将贪腐与反贪腐彻底置于历史或曰政治的核心位置。

特别是《于成龙》，整部戏说白了，就是一个纪委的干部在对着党委班子念公文，台词里连“落实”“群众”这样的词儿都有。也难怪，片尾的主创表中，山西省纪委和中纪委方正出版社均赫然在列。

因此对《于成龙》这部戏，我只有一个短语来概括：领导干部讲党课材料。

真的，我以前是写过这类材料的，虽然写的烂，但套路是懂的。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贪腐与反贪腐才能一跃构成政治的核心问题呢？

答案是：当大多数人无法选择或不敢参与道路和路线问题，当大多数人只能像猪牛羊一样生产劳动，而官员只能当看家狗的朝代，官员的贪腐与反贪腐才能构成（表面上）政治的核心问题，并成为猪牛羊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而历史剧，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当代剧。

至于《于成龙》，我只给2颗星，给片中引用的山西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