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写在蓝博洲先生陕师大讲演之后 前不久蓝博洲先生做客陕师大，在文学院与新传院分别做了两场讲演（原谅我不爱用“报告”一词），本文写在笔者参加完第二场即在新传院的讲演时。

我观看了蓝博洲先生放映的，由他参与，侯孝贤支持制作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遂有感而发之于文。

笔者常感慨于当下中国评论的颓势，于影评由为显著，至少在我的阅读中，评论渐渐远离，发明这类文体之人的初衷，而走向沦为商业和利益的附庸之极端。我认为影评作为一种评论，自然在艺术价值判断之外，应当肩负个人抒情与知识传播的功能，因此我的写作中不避个人化的抒发，以求和读者一同进入电影及围绕电影的多个时空。 在看到讲演的预告时，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与蓝先生的相遇，将带观众进入历史的阴影，了解未知的悲伤。在我个人狭窄的阅读范围中，台湾的文艺与历史总是能引起我新鲜的启发与思考，台湾作为肩负着复杂的现代命运的地区，创造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蓝博洲先生作为台湾优秀的书写者，那种兼具历史发掘与文化传播的文字气质是让我着迷好奇的原因。 讲演之一是蓝博洲先生讲述《幌马车之歌》的采访与写作，讲演之二是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的观看与讨论。两次讲演让我在已有的对台湾的了解上，从历史的角度，发现了台湾被忘却的悲剧。我希望以纪录片为切入口，整理和抒发我的体会。

在影像中目击陌生而悲壮的历史，常常令我感到痛苦的苍凉。

讲演之二在新传院，我坐在一群研究生之中，观看了蓝博洲先生播放的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影片内容集中表现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前后历史，通过对历史亲历者的采访和历史画面资料的展示，用克制简练的电影语言将锺浩东蒋碧玉一代的历史悲情诉诸读者。 1895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日本，开始了半个世纪的日据时代，由此岛内形成了两种意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在李登辉开始去中国化之前，祖国意识一直占据主流）。在台湾人心中，祖国意识还有一个更为“忧郁”的名字，“原乡意识”。原乡，原乡，我似乎透过这两个字看见一个寻找故乡的流浪者在近代史的迷雾中彳亍，浓得化不开的忧郁与迷惘萦绕——也许对于电影中的主人公，那群台湾青年，他们灵魂的形象近似此。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国的内战也如火似地延烧着，钟浩东决心要赴中国大陆。于是他问蒋碧玉，活泼天真的蒋碧玉其实心里早已有了执著，坚定地要跟他回国。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忍受着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抗战胜利，钟浩东和蒋碧玉结束了五年的颠簸岁月回到台湾。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因为思想开明，尊重人权，倍受好评，蒋碧玉则在电台工作。1946年，第三个儿子出世，那是一段仅有的安定日子。次年“二·二八事件”爆发，1948年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钟浩东在此之创立了《光明报》，又常与基隆中学的老师揭发贪官，批评不公平的贫富制度，终于被捕。当时国民政府担心“二·二八事件’重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政治迫害，制造了白色恐怖。钟浩东被拷打得伤痕累累，却昂首坚定地走向刑场，曾经为国抗日的他，被冠上了共产思想的罪名，被判死刑。而蒋碧玉意外被释放，和那些白色恐怖中的其它幸存者一起，留下了那段历史。 一段压抑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意图用影像对抗遗忘，在历史大潮的“合唱”保留住私人的“颤音”。 像大多数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语言一样，该片极力保持叙述语言的简练与克制。优秀纪录片的常见题材，是为历史或社会中的少数发声，让光线照进被人遗忘的阴影，而大多数这类影片不愿意用过多的配乐（或者其他的额外修饰），这固然会让观看陷入肃穆与沉闷，但我想这其中有另外的意义——历史已经“剥夺了”那一群少数的发声权利，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冷落与忽视了他们，少数的声音被主潮的滔滔盖过，而此时此刻的表达也许应当还他们发言的空间，不要让“他者”干扰。影片中一位老妪（笔者为无法回忆起她的名字而内疚），在回忆之后痛哭失声，对50年代的台湾左翼（当然她也是其中一位）的悲剧感到愤懑不平，抽泣声中，我似乎能感受到她心中的复杂——保留住抽泣声，不是可以的抒情，而是将让观者直面他们淌血未愈的伤口，进而体会历史的温度。 由于历史背景的认知断层，在观看的过程，我相信当时在座的研究生们也和我一样，会觉得，该片叙事时的节奏有某种程度上的跳跃与间隔——这固然是“看不懂”电影的藉口，但也是我“误打误撞”，进入另一种感受。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表达，纵然对方极力保持逻辑，你的主体感受仍然是错乱的。我获得的感受就像是在听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包含情感的表达，而我无法理解。这一种“不理解”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观者内心涌动，或者是产生一种矛盾感——对方是以一种同胞之谊的前提，在希求安慰与理解，但你无法做到，只有错位与双向的绝望弥漫。 接着，我们跳脱出电影的环境，进入一种更大的两岸历史时空，即使我们未能完全记住那段悲剧的始末，但我们可以体会其中巨大的悲剧性。由于白色恐怖是在“双战”（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夹缝中诞生，这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无法在今日的台湾社会得到“正名”。一方面，因为性质不同于二二八事件（已经得到官方致歉）的国档政府与台湾民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左翼的背景无法在国民党或民进党任何一方得到政治认同。白色恐怖的幸存者，至今未走出历史，与过去和解，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仍然背负着历史的创伤。 电影讲述的年代固然重要，讲述电影的年代也在电影以外的时空塑造新的意义。 我一直认为对历史的遗忘是当代社会的流弊之一，而当放在谈论一部台湾电影的语境下，这种感受愈发清晰。前不久金马奖上的台独言论事件可以作为理解的一个切入口，事件后的大陆的舆论毫无疑问的是要坚定地反对台独，可在台湾的台独宣传中大陆的言论被利用为是对台湾的强权统治。反对台独当然是正确，台独言论也当然是荒唐的，然而在正确可不免简单的判断中，一种与历史有关的深刻理解缺位了，而这种历史，即是与白色恐怖有关的历史。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关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台湾问题，我们也许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台湾同胞之中的爱国者，是无数对大陆原乡的有深沉怀恋的的人。兰博洲先生在《幌马车之歌》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不懂得尊重历史悲剧的民族，最终还要受到历史老人的再度惩罚。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那一个个已经发生的事件，更有对现实的重要指引。 蓝先生的讲演结束后，我问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蓝先生的书写的发生是对彼时台湾意识形态历史叙述的反叛，而今日的中国大陆也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历史被遮蔽与改写的状况，蓝那先生的书写经验在现在有何借鉴价值，由于我表达不清的缘故，蓝先生未做回答；其二是如何消除两岸之间历史和社会了解上的隔膜。蓝先生对现在的两岸问题做了发人深省的概述（其核心已融汇在我上文之中），并对未来和我这一代表达了希望——“希望”好像永远在下一代——我总觉得某种意义上的可悲。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也许有一天，更多人能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