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我是被这部电影的另一个标题Singing the blues in red 所吸引的。不知道该如何翻译。红歌蓝调？在红色中唱起蓝调？在红色阵营中唱起悲伤蓝调？（如果我先看到的是Fatherland 这个标题可能就不会太感兴趣了。）

由于后半部分几乎都是英语对白，听不大懂，也没有字幕，第一遍没看明白。但大致能体会出那种无处可去的感受。斯大林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自由。一个老套的寻父主题，被放置在历史（西班牙内战与二战）与现实（冷战双方无所不在的监视）的双重压迫之下。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后来，借助剧本和网上的英文字幕，电影中历史与现实的纠缠才逐渐变得清晰。

第一段讲的是非常常见的冷战东欧叙事，艺术家遭到监视与驱逐。着墨不多，不过特意挑选了布拉格之春的时间点（1968），用一场审讯戏作为当下东德故事（1985）的回溯与补充，也借此点出了作为抗争者的父亲形象，又与第二段中CIA的问话彼此对照，表意相当丰富。第一段的重点落在临别时与母亲的谈话，或者说争论。话题始终围绕着禁令与服从，“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被垄断，引用马克思的原文也会被指责是断章取义。祖国fatherland（父地）掌握着绝对的权力（父权），用来消灭一切压迫的暴力机器成为了压迫本身。这时，出路只有离开。

第二段来到西方阵营，见识到引诱、虚伪与同样无所不在的监视。公司关心合同与商业利益。文化部官员借此机会大谈民族伤痛与自由。CIA几乎控制一切。而监视却仅仅被当做一种偏执狂、妄想症（paranoia）。前两段几乎处处对照。都有向跟踪者借火，东德的审问对应CIA的问话（或者也可以说审问），离别派对对应欢迎派对，与母亲的争论对应与文化部官员的争论。在发布会上，主角拒绝谈论东德，拒绝站在西德这一侧抨击东德。西德有自己的未被清算的罪行。以反共之名，原纳粹在战后又重回西德的高位。“我只能认为，您和您所代表的西德政府，是法西斯德国的继承人。这与自由无关。”遗憾的是，主角在发布会上的严肃、猛烈、一针见血的批判，最后却归结于大众对于这种姿态的喜爱与公司的商业利益。于是，只能继续离开。

第三段则是故事的核心，也是谜底。在拒绝了冷战双方的立场之后，寻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仅剩的选择与出路。暂且忽略性别议题的话，寻父意味着寻找自己的来处，寻找历史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寻找未来的可能。在主角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呢？一个西班牙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是斯大林主义的抗议者。这似乎提示着，在强权历史的缝隙中，希望的存在。然而，谜底却是全部预期的反面。在影片最后，主角与父亲的对峙，呼应着之前与母亲的争论。如果说，与母亲的争论反映着现实的困境。那么，与父亲的对峙则揭示着历史的残暴与个人的无力。在那样的情境下，天真，或者说清白无罪（innocence）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自己参与的罪行。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呢？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别无选择，因此，所有人都不需要负责了吗？不对，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与为盖世太保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握有更大权力的人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主角最终拒绝了认父，再一次选择离开。但此时，已经无处可去了。

无处可去，并不是说就此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相反，第三次的离开恰恰是选择离开犬儒与虚无的立场。主角父亲最后的一句反问：Who are you? 并没有得到回答。但这个问题是留给所有人的。我是谁？我的立场什么？我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我又该做什么呢？影片当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其实充满了提示。东德工厂里的年轻人通过涂鸦表达不满，又被迫清理干净。在英国，听众连进电台追问美军基地中导弹的真实意图，被主播打断。几个人带着标语想去发电厂抗议，被警察拦下。掩饰之下，有真实存在。当然不能忽视影片中的重要人物，法国记者。她始终不放弃对历史与历史中人的追责。追问历史，才有办法开拓未来。“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来做。”或许，出路就存在于当下的行动之中。鲁迅先生的名言放在这里特别合适：“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最终，主角在阿姆斯特丹唱起Singing the blues in red。而许多年后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