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aron Hunt / Filmmaker（2020年12月11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2017年4月，章莹颖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交流学习，进行为期一年的光合作用和作物产量研究。她当时正考虑攻读博士学位，并打算在当年晚些时候嫁给男友侯霄霖。她在日记中写道，「人生苦短，不该平凡」，她渴望尽自己所能实现抱负，但却在那年6月失踪了。后来官方证实她的生命已被夺走。

《寻找莹颖》的导演施佳妍陪着莹颖的家人一起进行了最初的搜寻，以及随后的起诉和善后工作。与大多数讲述「真实罪案」的纪录片不同，施佳妍与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十分亲近，只有当她觉得这对莹颖的故事很重要时，她才会扩大视野和范围。施佳妍在莹颖身上看到了更多的自己：她们都用日记记录了自己身处美国的疏离感，而且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两人甚至长得很像——正如莹颖的母亲在镜头中对施佳妍所说的。施佳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发现自己是讲述莹颖的故事的有效而恰当的媒介，并意识到自己太沉浸其中了，不可能保持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态。施佳妍甚至还为莹颖的日记配了画外音，以至于通常情况下导演、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的那种分界线变得很稀薄，甚至几乎没有。这一界线可以保护导演，但施佳妍深陷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她向我们讲述了在一桩令人憎恶的罪行之后，她如何以一种敏感而亲密的方式，将莹颖、她的家人和朋友人性化。

记者：关于「真实罪案」的纪录片往往会与拍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当他们在解开谜团时，就更容易检查事实。这种方式总是让我看这些电影感到不舒服。但你在拍摄《寻找莹颖》中与莹颖的家人保持着亲密接触，而且完全沉浸在莹颖失踪的事件中，我觉得你不会为了颠覆或反驳你的拍摄对象——主要是莹颖的父母和男友，而编造一个故事。你认为记录「真实罪案」的导演在接近受害者和调查这种令人发指的素材时有道德义务吗？

施佳妍：我认为这要视情况而定。第一次接触莹颖的家人时，我更多的是出于志愿服务的初衷，而不是作为一个想和他们拍一部长片的导演。而第一次听到莹颖失踪的消息时，我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是通过微信校友群得知她失踪的消息的。当时，我就像其他中国学生一样，四处转发她失踪的消息，看看是否有人能找到她。后来我才发现莹颖和我在中国上的是同一所大学。我们的相似之处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密切地关注着这件事。当莹颖的家人到达美国后，我去了香槟分校，想看看我能做些什么。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自然地，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都很好奇。

我通过志愿者团体拜访了他们——有很多志愿者在帮助他们。我有时会帮他们翻译。然后我遇到了另一个志愿者，他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孙仕凛，该片的联合制片人和摄影指导）。他对拍电影感兴趣。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已经有很多记者了。但这个故事跟我们很接近，跟我们自己的身份很接近，所以我们决定跟进下去。

三周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而且认为莹颖已经离世了。就在那一刻，整个故事向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向发展。我们原以为我们会找到她（处于安全状态），或者她自己会回来。但整个局面失控了，我们亲眼目睹了莹颖一家的绝望和无助。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这些镜头。我向莹颖的家人和男友提出了这个想法，希望他们能记录下他们在美国的行程，以及莹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我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并不是一个调查记者。更多的是自愿参与，见证了故事的发展，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与莹颖的父母和男友建立信任的方式。2017年她父母在美国的头五个月里，我们和他们相处的70%的时间里都没有带摄影机。莹颖的母亲其实很高兴看到我，有我这个看起来像她女儿的女孩培在她在身边。我不会说我给她带来了安慰，但不知怎么地，她为有人能陪在她身边而感到高兴。我也很乐意这么做。

每次开机之前，我们都会先问他们。「我们要拍安静地拍十分钟，可以吗？」我们就是这样开始拍摄以及处理道德问题的。当他们情绪变得激动的时候，我会自问是否应该继续拍摄。我也一直在问他们这些问题。

记者：在影片中，你与莹颖一家如此亲密，以至于观众可以感觉到他们有多依赖你。然后，调查过程发生了如此可怕的转变。当你深陷于如此沉重的事件中，并且对拍摄对象有情感上的义务时，你如何保护自己？

施佳妍：我从两个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是这家人对我们拍摄他们的感觉。这取决于每天的情况：他们可能今天愿意拍摄，但明天不行，即使这两天的情况没什么不同。我必须真切地体会他们每一天的感受。有时我觉得莹颖的家人太好了。他们不想拒绝前来支持他们的人。所以，我们之间也出现过误解。有几天拍完后，他们会说：「今天不适合拍摄。」我们会向他们道歉，并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拍摄他们，与此同时一直询问他们的感受（是否接受拍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情况一直在变化。一开始，他们不知道莹颖在哪里，后来发现她可能已经去世了，最后才了解到她遭遇了一桩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的感受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联系以及如何维持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谨慎。我不希望给他们压力。我在学校学到的原则是「成为墙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译者注：多用于指代观察型纪录片，如实反应片中人物的真实生活，不会因为拍摄而影响人物的行为），所以我以为人们会忘记摄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笑）它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我们认真地考虑了这家人的感受。

另一个方面是我作为导演的感受。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我从来没有报道过关于调查搜救的故事，或是悲伤的一家人绝望地寻找女儿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真的很有挑战性，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有时候，我无法承受这些情绪，不仅来自于莹颖一家人，也来自我自己。我经常质疑自己的道德，在某一天我到底是对是错。此外，我也时常会想莹颖想要什么，还有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父母。当我的父母听说莹颖失踪的消息时，他们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的父母在中国；你也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重大。作为一个导演，我需要处理很多情感问题。这对我来说十分具有挑战性。

在拍摄莹颖的家人时，我并不是独自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庭审期间，我们的制片人布伦特·E·霍夫曼和黛安·库恩每天都会给坐在法庭里的仕凛和我发短信，看看我们的状态还好不好。我还得到了Kartemquin电影公司的整个团队的大力支持，包括戈登·奎恩和蒂姆·霍斯伯格，他们经常在我面临道德困境时给我建议。《寻找莹颖》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你参与了剪辑工作吗？如果参与了，你如何应对处理这些素材带来的情感负担呢？

施佳妍：我们最终聘请了剪辑师约翰·法弗拉西。在我们攒够钱雇剪辑师之前，我一直在做编辑工作。虽然都是我拍的，但对我来说，要从头到尾看完所有镜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一个场景是莹颖的母亲到达美国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哭泣并完全崩溃。我用这个场景做了一个三分钟的小样，但开始剪辑它对我来说甚至都很困难。我想我花了两周的时间来控制我自己，确保我自己的情绪不会影响到创作选择。

记者：你有删掉一些太过私密、危及家庭隐私的内容吗？

施佳妍：谈论拍摄对象和导演之间的权力动态总是好的。在这部电影中，我想要创造这种亲密感。这就是这部电影与大多数真实的罪案故事不同的地方：我们想让观众站在这个家庭的角度，真正看到他们在过去三年里经历的困苦。这正是主流媒体所缺失的。每当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或悲剧发生时，重要的是要看到谁被遗忘在了幕后。捕捉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尊重莹颖父母想让我们公开表达到多大程度的意愿也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不懂英语，只懂中文。莹颖的母亲都不太能读写汉字。某种程度上我的权力高于他们。所以，当我和莹颖的父母在一起时，我对问题的类型和尺度都非常小心。

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询问他们的感受，我只是开着摄影机，让他们在镜头前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2018年我回到中国时，我们有很多亲密的对话。莹颖的父亲只想和我私下谈谈。所以这些都没有出现在电影里，我也没有把它们拍下来，但这些是关于他在莹颖出事后要做什么的坦诚对话。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家庭的未来是什么。他们仍在挣扎。即使在审判一年后的今天，他们仍处于挣扎之中。所以，优先考虑他们的感受和隐私，以及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对他们表示尊重是很重要的。

记者：莹颖的父母有没有影响你讲故事的方式？

施佳妍：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电影的结构也不确定。拍摄到一半时，我们决定用这部电影来缅怀莹颖的一生。我们发现了她的日记，还有很多她童年时的照片和家庭录像。那时候，媒体的关注渐渐淡去，于是我们有了机会来突出莹颖，让她「活过来」。她的父母知道这是故事的核心，所以他们非常支持。

他们没怎么插手。事实上，在我们给他们看初剪之前，他们什么都没问。我们本打算在西南偏南电影节首映这部电影，但电影节后来因疫情取消了。我们那时已经订好了机票，拿到了他们的签证，想让他们飞到这里参加首映。我们打算在电影定剪前给他们看，因为我们想确保电影里的一切对他们没有不好的影响。但后来疫情爆发了，所以我让我在中国的朋友拜访了莹颖的父母，并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播放了这部电影。我和孙仕凛通过Skype和莹颖的家人一起在线上同步观看了这部电影。对于莹颖的父母来说，这部电影很难看完。电影一开始，莹颖的母亲就开始哭泣。莹颖的父亲在看电影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都在谈论电影中出现的认识的人。给他们看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电影里有一些家庭矛盾。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并不太想把家事公诸于众，但莹颖的父母却对此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事实。

他们问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针对大学的民事诉讼。他们想让我们在这个事件上展现更多。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想确保这部电影围绕着莹颖本人，我以这场官司作为结束。于是，在莹颖讲述了她的梦想，以及她的男朋友讲述了她是一个怎样平凡又不平凡的女孩之后，我在最后加了一个字卡。莹颖的父母，作为这部电影的参与者，基本上信任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事实上，下周我们将在中国放映这部电影。这是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把莹颖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记住她和这家人的历程。它将在莹颖和她男朋友上大学并相遇的城市进行放映，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

记者：我知道你在拍摄之前就发现你的生活和莹颖的生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你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会成为故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施佳妍：一开始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这部电影里的内容的一部分。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芝加哥Kartemquin电影公司安排的一次试映会上。那还只是一个20分钟的小样。我把我在十周内拍摄的片段拼贴在了一起。大部分画面都是关于这个家庭的，还有观众问我是否在消费这个家庭。在这个小样中，你无法真正判断这部电影要讲什么，或者是谁在拍摄这部电影。所以，我开始考虑我是否应该揭露摄影机后面的人是谁。

如果不是我——一个和莹颖身份相似的人来拍这部电影，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是外来者或美国记者拍的电影，感觉就会大不相同。后来，随着我参与得越来越多，莹颖的父母开始在镜头前直接跟我说话。有很多情感和事实，是没有我的亲身体验说不出来的。而且，我和莹颖的父母、同事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了解莹颖。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人。读她的日记时，我完全被震住了，因为她写的很多文字——她的感觉，和我刚来这里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和她有很多共鸣之处。

在这部电影中，我也试着从一个国际学生的角度切入，而作为一个来自那个社区的人，我很适合从那个角度来讲述这个问题。我们直到后期制作阶段才想到让我入镜，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拍摄我的片段，只是收集了所有我们已经拍了的。

记者：你为莹颖的日记配了画外音，这个原因很好理解，但为什么要用英语读呢？

施佳妍：莹颖的写作有中文也有英文，但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决定将所有内容翻译成英文。我真的很想把莹颖在美国的故事展示给讲英语的观众。在中国，这已经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她的父母在美国寻找她有多么困难。但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经历。还有在视觉上，我们她的笔迹动画化了，如果我用中文配音，我们还需要加上字幕。要让人们同时阅读两种文字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需要展示莹颖的笔迹。

记者：你在这部影片中展示了凶手的画面。你怎样在不影响莹颖的故事的前提下引入他，尤其是考虑到，他觉得志愿者和媒体围绕此案的关注都是为了他而不是莹颖？

施佳妍：这是贯穿整个过程的挑战之一。我们采访了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等等。我们本可以拍一部讲述「真实罪案」的电影，但后来决定不这么做。我们不想大肆展现像他那样的人。我们现在报道犯罪故事的方式，总是会忘记受害者。这些人被抛在了后面，最终在「受害者」的标签下被剥去了人性。我们想确保观众了解罪案的基本事实。只有当观众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滔天罪行，他们才会明白莹颖的生命损失是多么的巨大。所以，我们必须涵盖基本的事实，但不能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我们确实有一些秘密录音，其中被告讲述了他如何杀死莹颖的细节，但我们没有将他的话放进来。我用自己的话简要地描述了这个过程。通过我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我仍然让你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影片中有一个片段，他谈到了莹颖受困时如何努力地反击。我们的意图是，即使当他谈到犯罪的时候，其中也有莹颖是如何为自己的生命抗争的部分。这是她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仍然在展示她，即使那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一段时间，我们想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谈谈，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一部关于莹颖的电影。

原文链接：

https://filmmakermagazine.com/110727-we-could-have-made-a-true-crime-film-but-decided-not-to-jiayan-jenny-shi-on-finding-ying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