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不是药神》就成了今年华语电影票房的最大爆款。这部讲述平民小人物从印度走私低价仿制抗癌药物“治病救人”的影片在普通观众中激起的强烈反响和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似乎只有一年前的《战狼2》可以与之媲美。

从电影从业人员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在几个关键方向上突破了饱受诟病的隐性“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限制。首先，从严格的法律角度审视，影片被褒扬的主角和配角们是确凿无疑的违法犯罪者。而自从2000年以来，以罪犯为第一主角并对其持积极赞同口吻的中国大陆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长片项目甚至很难通过立项审查，更不用提获得龙标出现在院线大银幕之上。

其次，我们在《药神》中见到了中国电影二十年来最具争议性的人民警察形象：他们要么缺乏人情味而僵化死板，甚至站到了影片中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资本一方；要么违抗上级的意志而同情违反法律的走私犯。由于《药神》剧情的特殊设置，让通常代表权威、法律和正义的公安警察无论站在互相对立的哪一方背后，都无法避免其银幕形象的“非正常”负面化。这同样是大胆而具突破性的处理思路。

最后，无论影片以怎样热血沸腾的方式刻画主角牺牲自我以拯救病人的高尚精神，来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友爱，它都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在不完善的社会医疗福利制度下，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绝症患者所陷入的近乎残酷的绝境。而这样的表现很难不让观众将造成问题的根源与彼时的相关体制联系起来，特别是类似的景象时至今日还在各大公共医疗机构持续上演。它所产生的针对上层建筑的隐性指涉也可以说是在中国电影中前所未有。

由此看来，《药神》几乎是一部带有指标性意义的现象级影片，它意味着此前很多不成文的创作壁垒都似乎有了松动的可能。但这究竟是审查标准放宽的信号，还是某种崭新的创作指导思想终于获得绿灯的标志？

2。

《药神》的剧情有几个明显的参考对像：在题材上，它很明显和2013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重合——二者都以走私药物以治疗绝症为主线情节；但在人物内在个性成长轨迹上，它深度借鉴了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程勇以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物赚钱起家，随后演变为自掏腰包扶危济困的“雷锋”式人物，恰与辛德勒从大发战争财的自私商人到倾家荡产拯救犹太人的心路历程相吻合。但是另一方面，《药神》还有着中国电影独特的口吻和人物身份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在2017年已经成为票房传奇的《战狼2》有着内在联通的本质相似之处。

《战狼2》中的主人公冷锋漂泊在异国他乡，以一己之力在战区挽救了儿童、妇女和同胞的生命。需要注意的是，冷锋自始至终都是一名来自于体制外的“草民”，他被塑造成一位带着“草莽”劲头的平民英雄主义人物，几乎是自我赋予了在异国他乡拯救同胞维护正义的“外交级别”任务，支撑他行动的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正义感、自我使命感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也正是这样由体制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孤胆英雄拯救同胞弘扬国威的历程，让很多观众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并由此投入了负载着巨大能量的情感。

无独有偶，《药神》中的程勇也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小人物，他走私仿制抗癌药的初衷只不过是因为经济拮据付不出房租，同时又急需筹钱给父亲做手术。但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却在进行如是“非法活动”的过程中有了质的飞跃，从“赚钱”转向了“救人”，不惜付出自己的金钱甚至甘冒被判刑坐牢的风险，为癌症患者偷运来便宜的仿制药物。

如果说在影片的开始他还只是一个贪图私利的小商人，那么到了影片的结尾，他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大义凛然，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他人生命的“英雄”。其淳朴带着社会底层色彩的牺牲精神和拯救他人生命于水火之中的情怀丝毫不亚于出入战火硝烟之中拯救同胞弘扬国威的另一位体制外电影人物冷锋。二人的区别很可能仅仅在于一文一武，根据影片类型设定的差异，而采取了不同行动方式而已。

3。

《药神》的原型人物陆勇在生活中自己就是慢粒型白血病患者，他长达十几年海外代购仿制药的经营性行为带着强烈的自救动机，而坊间对他到底是商人还是“药侠”也争议不断。

在《南方周末》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板子该不该打药企》的文章也指出天价抗癌药背后的深层原因：研发费用极为昂贵，代购和销售仿制药很可能挫伤正规药企的研发积极性，阻碍药效更佳的新药诞生。同时代购群体也并不是一汪清澈透明的泉水，其内部利益纠葛也有着难以辨清的复杂性。

但是《我不是药神》的创作者们并不准备将这些带着是非莫辨色彩的现实议题纳入到影片之中。首先，他们将主角程勇从患者的身份中剥离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开始被动参与最终却主动投入的“外来者”。他不像真实生活中的陆勇那样因为自救的急迫需要而加入到代购药品的队伍中。是对患者的同情和对拯救生命的一腔热血支撑他走到了迈上囚车的最后一刻，这无疑才是塑造程勇“救世者”形象的关键一笔。

其次，他们大刀阔斧简化了体制、药厂和病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将药厂“钉死”在了利欲熏心的耻辱柱上，做为程勇等正面人物的对立面出现。正是在与这样财力雄厚又冷酷无情的资本对峙中，程勇这一批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才拥有了“草根英雄”的光环。

被简化的现实便不再是现实。

很难说看上去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药神》是否真的具有现实主义的客观叙述，但它却有着浪漫现实主义式的情怀。在表现技巧熟练的“卖惨”、“煽情”和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表达中，世界分裂成了黑白善恶分明的两个部分。程勇和他的朋友们挺身而出，独辟蹊径反抗“强权”并自我救赎，终于成就了“草根英雄”的光辉形象。

与“战狼”冷峰保持一致的是，《药神》中的正面人物同样突破了以往大陆电影中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认知，他们不再是带着权威正统色彩、不食人间烟火的拘谨体制内英雄，而充满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行为特征：喝酒、逛夜总会、看艳舞、满嘴跑荤段子、时不时也见钱眼开。正是这样放下身段而市井通俗的人物形象激起了身处体制之外的工薪阶层观众的共情，让他们对人物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为其最终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救人与自救”行为击节叫好。

4。

卖假药的骗子张长林在片中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才是真正点中《药神》核心的一句。

在社会阶层分级严重固化的今天，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都不再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而分割不同阶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金钱。因为贫穷，社会底层劳动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甚至像《药神》里所描绘的一样，有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金钱所决定的差异，让一大部分人被牢牢固定在弱势地位上，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这一部分阶级属性观众来说，最能带给他们希望的，就是银幕上弱者的“逆袭”。

《战狼2》让一个被甩出体制外无足轻重的普通退伍兵孤身前往异国战场，以一己之力救回大批的落难同胞，这是中国式银幕屌丝逆袭震撼人心的一步，它的巨大票房成功证明了如是“逆袭”难以估量的商业价值。

《药神》让一个落魄的性保健品小贩“伙同”一群病入膏肓穷困潦倒的白血病人用非正常手段对抗财大气粗的正规药商，并利用自己的智慧海外代购买药，建立零售网络，不但延续了病患的肌体，甚至还挣到了大笔的金钱。

表面上，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位新时代“雷锋”式人物在救治白血病人的过程中的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但内在这却是一个小人物带领一个弱势群体以智慧、勇气和牺牲精神挑战最致命的“穷病”，进行一次次超越性底层逆袭的大胆尝试。他们漫游在常规体制之外，用非正常甚至非法的手段解决问题，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向处在另一个阶层的金钱权力体示威。尽管主人公程勇最后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种“草根人物”逆袭上层建筑的唐吉柯德式行为让很多患上“穷病”而长期无药可治的观看者们狠狠出了一口淤积于胸中的恶气，结结实实地在精神上爽了一把。同时他的悲剧性结局遭遇又赚足了观看者同情和共情的眼泪。

都说《我不是药神》是一部“煽情”的电影，但当看到结尾“十里长街”送囚车的镜头时，却可以隐隐意识到一种被升级了的“煽动”情绪，这不但是向对立阶层吹响的逆袭号角，更是一种银幕上底层人民沉默力量的展示。至此，我们已经很难说《药神》是否真的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虽然脱胎于真实事件和人物，但却如《战狼2》一般，演变为了一则带着澎湃理想主义情绪的人间神话。

大部分“读”过这则神话的人都被其内涵的直白阶级情感所感染，被其善恶分明的伦理道德重量所折服，为其张扬不羁的鼓动性所激动，成为它坚定的捍卫者。而任何对它质疑的声音，都很可能由此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落得与《战狼2》质疑者们相同的下场。

5。

审查制度对于《药神》令人惊奇的标准松动也可以由此窥得一些因由。

2017年《战狼2》的成功已经让我们猛然发现这隐性“逆袭”民间思潮的强大力量。而2018年《药神》的再次喷发，让它变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

一方面，官方话语机制的一部分内容因为过分正统而日益僵化过时脱离群众失去其感染力价值；而另一方面，非官方草根底层逆袭以一种崭新的话语姿态冉冉上升，显示了它不能忽视的巨大普遍性力量。对它的容纳代表了官方话语机制某种指导口吻上的悄然变化。虽然为此一些看似无法颠破的表层核心原则被放弃，但换来的却是对民间话语机制的囊括、推动、引导和再造。它的力量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有所见识，而将其纳入官方话语体系之中，不但可以更新这个体系的语汇和思维，增强它的有效性，还可以取得无法估量的商业成功。这显然是一个双赢的皆大欢喜局面。

而对于中国商业电影来说，以切入现实的姿态不断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底层英雄人物逆袭神话，以符合广大体制外观众的热切期待，并由此不断制造出票房爆款，则成为了一项必须完成的职责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