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对城管的印象，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可怕、霸道、猖狂、暴力等词语，尤其网络上隔三差五就出现与之相关的新闻，轻者吵架推搡，重者动手伤人。总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感情的城市机器人，好像在打着“发展城市、管理市容”的旗帜，并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目的。

跟他们相比，那些被他们“盯上”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自然而然成了弱者。地铁口推车卖红薯、糖葫芦的老人得偷偷摸摸，文具店烧烤店多摆出来的一点摊子也要时刻担心是不是会被开罚单。

不过，认真看了城管题材的纪录片《城市梦》之后，会发现这两个群体，虽然身份上天然对立，但人和人之间也可以通过沟通、协商，产生理解和包容。

纪录片详细记录了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市洪山城管局跟鲁磨路占道经营的摊贩王天成一家的“斗智斗勇”，有铺垫，有冲突，有和解，也有最后引发的触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约8亿多人从农村涌入城市”，14年前，王天成一家也从河南农村到武汉城市讨生活。

他们的梦想很普通、也很平实，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打拼留在城里，同时让孙女萍萍完成学业，成为武汉人。

王天成老爷子，七十岁，身体不好，患有血栓，妻子也有癌症，儿子王兆阳年轻时在五金厂工作，二十三岁时因为冲压机失去了一只手，变得残疾。这么一家五口，只剩儿媳和孙女身体还算健康，是真真正正在城市里谋生贫困家庭。

他们依赖着一个以报亭为据点，扩展开来的棚摊为生，卖腰带、鞋垫、衣服等杂货，以及服务周边社区老百姓的水果摊。王天成一家的信誉极好，熟客们都称赞他们会做生意，没有人觉得这个地摊有什么不对。

而且，他们是回不去的一家人。纪录片里，有王兆阳跟妻子回乡开贫困证明的镜头，他们已经多年不曾回家，开完证明后，回老家看看，王兆阳打开那把生锈的铁锁，一推门，院内杂草丛生根本下不去脚，好不容易进去，屋墙破败，再淋几场雨，老屋都要塌了，根本无法办法住人。所以，妻子说，无论如何，都要在城里活下去。

但对洪山区城管局来说，占道经营的王老爷子一家，就不仅仅是贫困户那么简单的定义了。

他们的工作就是打造干净、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占道经营是绝对不允许的，不但影响城市美观，还会妨碍城市管理。所以，王天成一家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钉子户。他们希望拆除鲁磨路的棚亭，让这样的地摊经营者都入有正规的经营地点，能更好的完成工作。

如果不是《城市梦》的真实记录，我们很可能只像路人一样看得到王老爷子一家的贫弱，很难看到以胡毅峰、肖家辉等人为代表的城管执法人员工作上的困难。

像他们说的，自己是“工作上的弱者”。比如，每次去王天成老爷子一家的摊位，都无法顺畅沟通，去下达文书也有几次被撕坏单子。后来，想办法估测水果摊的收入，安排人跟了几天，就被老爷子抢了本子、打了人。冲突最激烈的下达文书那天，王老爷子摔西瓜，打执法人员的脸，辱骂他们活的连条狗都不如。最后，瘫倒在马路边上粗声喘气。

这部分的篇幅比重很大，因为冲突和冲突之间的情绪起伏就是需要被更多人看到的东西。

镜头里的人是鲜活的，从王天成身上，我们可以到很多极致的情绪，比如，愤怒，绝望，疯狂，也能从孙女萍萍身上，看到轻松，愉快，天真的一面。同时，另一条线里，执法人员的无奈、委屈、焦灼也展露无遗。

但没有人能轻松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因为这不是一道简单的判断题。城市的发展和普通人的生存，需要的是解决，而不是对抗。

或许，城管的工作内容产生了“夺取王老爷子一家在城市里扎根的梦想”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应该被如此对待。

如何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才是大家该去考虑的。它是一个问答题，应当因人而异。

在城管和摊贩的巨大冲突后，我们也看到了王老爷子的家庭内部冲突，王天成的情绪控制有些问题，王兆阳则要好一些，他愿意跟执法部门沟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安排，既能让一家人留在武汉，又不会妨碍执法。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从农村奔向城市，又在城市艰难立足。我还记得片中有一个细节，是老爷子从家里用箩筐搬那种很常见的衣服架子，一把又一把，塞得满满当当，很沉，搬到楼梯时摔倒了，胳膊擦破了皮，他用碘伏粗野大力地涂抹一遍就算处理过了。那么轻松又如此沉重。

后续的内容，或许会让人觉得很太顺利、圆满。

棚亭被拆除，王天成一家搬到了其他地方经营。六年过去了，王兆阳夫妻一边开着水果店赚钱，一边照顾身体越来越差的父亲。但值得庆幸的是，女儿萍萍考上了大学，今年在读大二，他们的日子过得更稳定了。

用影像记录真实，用真实展现生活，这是纪录片的魅力。《城市梦》在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角度的弱者，也在告知我们每个城市梦的背后有怎样的艰辛和付出。